保利集团斥资抢救先秦文物戎生编钟等鉴定为文物珍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一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中国保利集团近几年来把抢救流散到海外的中国珍贵历史文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并且已取得可喜成果。日前，俞伟超、马承源、李学勤、李伯谦等文物专家对其自海外购回的100余件青铜器进行鉴定后认为，这批青铜器大都十分珍贵，尤其是其中的戎生编钟、蟠虺纹编、蟠螭纹鼓座、应国簋、王作姜氏簋、错嵌红铜鸟兽纹铜壶、错嵌红铜蟠螭纹铜等更属难得精品，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戎生编钟一组共8件，钟高21．1－51．7厘米不等，铸造工艺精湛，保存相当完好。每件钟体均铸有铭文，共计153字。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前所长李学勤研究员在对编钟铭文进行缜密考释后认为，戎生编钟的作器者为晋国大臣戎生。它同北宋时著录的晋姜（晋文侯的夫人）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二者均记述了遣卤积与取金繁汤这一历史事件。李学勤指出，以往学者曾认为遣卤积与征繁汤是两件事，其中后者为一次征伐，但从戎生编钟的铭文看，其实是一件事。它记载了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运输食盐前往繁汤（今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交换铜料这一事件。这一史实的考定，对科技史、经济史的研究都很重要。通过对晋姜鼎和戎生编钟的综合研究，李学勤断定二者的制作年代均为晋昭侯六年（公元前74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在对戎生编钟进行音乐学鉴定后指出，这套编钟在当年经过调音，当属实用乐器，而非明器。它所采用的调音锉磨手法是目前首次见到的编钟调音类型，体现了西周甬钟“挖隧”的调音方法向春秋初期纽钟的调音方法过渡的特征，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意义。通过对编钟的形制、内腔结构、调音锉磨手法和内唇的情形综合研究，王子初也认为这套编钟应为西周、春秋之际的历史遗物。这与李学勤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参与鉴定的学者一致认为戎生编钟对周代历史及音乐史、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极具价值，可谓“西周重器”。

蟠虺纹编一套共4件，通高36－45厘米不等。通体覆盖一层薄薄的绿锈，色泽诱人，可见保存完好。腔体呈合瓦形，上置双兽对峙繁纽，造型优美。胎体厚实，铸造工艺精良。编纹饰极为精致，舞部饰蟠虺纹，篆带饰蟠螭纹，枚饰蟠龙纹，龙身铸雷纹，鼓部饰双体龙纹。于口留砂面，多铸疣，内唇无调音锉磨痕。编的音梁呈条状，一端与于口内唇相接，另一端向内延伸，末端略呈圆弧形，渐低平。在对这套编的形制、纹饰、造型和音梁结构等多方面的鉴定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王子初研究员认为，该器的制作年代在春秋晚期，其性质是按实用乐器制作的礼器。参与鉴定的专家认为该器铜胎质量上乘，造型优美，纹饰生动，是春秋时期同类器物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蟠螭纹鼓座高46．5厘米，底径63厘米，重19．25公斤。它形似膨起的圆盖，底部中空，上饰细密的七层蟠螭纹，蟠螭纹间还夹饰纹、圆形对兽纹等，纹饰极为精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李伯谦教授认为，此物为“建鼓”或“晋鼓”的半球形底座，其上还应有装饰木鼓柱、革鼓、羽葆等附件，惜已不存。鼓座的接口、座身、铺首衔环等系先分铸再接铸而成，为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器体魄巨大，纹饰华密，气宇轩昂，应为春秋晚期晋国公室之遗物，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孙机也认为，此物系建鼓的底座，古代称为“鼓跗”。鼓座所饰变体蟠螭纹具有三晋青铜纹饰的特色，其风格与南方楚式青铜纹饰有别，应为中原地区所铸造。由于它的制作年代早、体形大、造型与纹饰端庄严饰，保存又极为完好，故洵极可珍，堪称同类器中之上品。

应国簋通高22．5厘米，器盖为子母口，器身斜直壁，上细下粗，兽形双耳，圈足，盖顶隆起，中间有捉手，盖缘和器口缘饰长尾鸟纹，两耳之间饰两个高浮雕兽首，圈足饰三角云纹。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家浩教授鉴定后认为，此器整个造型颇像战国秦汉时期的奁形尊。盖内和器内底饰有相同的6行铭文，计57字。通过对铭文的考释，可知作器者为应国公室成员，为了纪念周王对他的赞美和赏赐而作此器。其制作年代同1981年陕西长安县花园村17号西周墓出土的伯姜鼎相近，很可能是在懿王前后。应国簋是目前发现的应国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所刻铭文对研究西周时期方国的历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王作姜氏簋通高24．6厘米，口径20．01厘米，腹径25．5厘米，重5．25克。器体口有盖，盖沿方折，带圈形捉手。器身两耳兽首伏贴，圈足，下附3只兽首小足。盖缘和器口饰带目窃曲纹，盖顶和器腹饰瓦棱纹，圈足饰斜角窃曲纹。器底和盖内铸有相同的2行6字铭文“王乍（作）姜氏（尊）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研究员认为，此物乃西周王室之器。从它的形制、纹饰和铭文来看，与1974年初陕西周至县原城关公社出土的一件簋相同，制作年代应在西周夷厉之际。像这样的周王室铜器，存世极少，故其学术研究价值之高可想而知。

错嵌红铜鸟兽纹铜壶通高46．6厘米，直口，长颈，圆肩，卵圆腹，直壁式圈足。肩两侧饰两个铺首衔环耳，盖微隆。通体错嵌红铜纹饰，以对三角纹组成格栏，由上至下分为7层，分饰夔龙纹、凤鸟纹、龙纹、鹿纹、垂叶纹等。盖面亦错嵌四分式红铜云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教授鉴定后认为，此件与河南陕县后川战国墓出土的错嵌红铜纹铜壶在形制、构图及风格等方面均极为相似，由此推断，此件当为战国早期三晋地区的遗物，性质为盛酒器。在青铜器上错嵌红铜纹饰是春秋中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新工艺，它利用青铜和红铜的色彩、光泽的反差，形成极佳的装饰效果。如此精美的错铜作品，目前实属稀物，非常珍贵。

错嵌红铜蟠螭纹铜通高32．6厘米，直口，直颈，腹扁平，正视呈椭圆形，长方形束腰式矮圈足，两肩部饰铺首衔环耳一对。腹部以长方格为栏，格内饰羽状蟠螭纹。口沿下颈部错嵌一周三角形红铜饰，腹部格栏上也嵌有红铜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高崇文教授等鉴定后认为，此型器正式出土者极少。从造形与纹饰分析，此件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出的一件（韩器）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赵器）非常相似，如出一范，因而此件应为战国时期三晋之遗物。此形器自宋代以来多以其器形扁圆而称为扁壶，是一种盛酒之器，但更准确的称法应为铜。参与鉴定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等著名青铜专家也认为此铜为世之珍品。